国家社科基金制度对社科研究的作用

杨：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并承担了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请您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该基金对促进科研工作的意义。

黄：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如果从解放后算起已有50年了。在这50年中，我的研究工作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后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在前一阶段，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学习、研究，能力得到了加强，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但真正深入地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工作并做出了一定成绩，主要还是后20年亦即改革开放20年的事。可是到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已经快60岁了，快到退休年龄了。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在达到退休年龄后所做的学术研究工作比以前要多。之所以这样，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然，还有许多社会方面的原因，如改革开放、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这是大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从事深入的科学研究是十分困难的。

在这20年里，我从事的几项重大的、有分量的科研工作大都是国家基金项目。其中，不仅有全国的，还包括原国家教委和北京市的项目。我主持和参加的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有三个：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由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庄福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林莉研究员共同主持；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由中国人民大学的肖前教授主持，我是主要成员之一；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由我主持。前两项已经完成，研究成果已经出版，第三项仍在进行中。另外，我还承担了原国家教委在“八五”期间委托我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由原国家教委的社会科学基金支持，这项工作也已完成。

综观20年我走过的道路，深感我所从事的有一定规模、一定价值和一定水平的科研项目都是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更是得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于1983年立项，1996年全部完成，工作量巨大，如果没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要完成这项工作是难以想像的。

杨：要确立并顺利完成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这样重大的国家科研项目，您认为应当从何着手，主要应当把握哪些问题？

黄：我们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这项工作，与这部书的编委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致是分不开的。该课题的指导思想在课题立项时就确定了，在课题研究当中始终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所以说在课题立项和研究当中，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是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工作，是必须始终把握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的指导思想在这部书的总序中作过说明，总的说来就是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及其规律”。确切地说，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科学性和战斗性统一，逻辑和历史统一，观点和材料统一，使这本书对我国四化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应当说，这是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哲学史，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工人阶级解放自己的哲学，是他们用以指导自己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亦即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

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又密切联系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联系着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因此，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亦即要从真实的材料出发，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形成和发展的具体过程；同时，对这些哲学思想，不仅要进行叙述，而且要给予一定评价，亦即要对它们抱有科学的态度，评价它们的是非曲直。

这个指导思想是得到编委会及全体写作人员一致认同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写作人员之间还是有分歧的，但主要是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有分歧。由于在总的指导思想上没有分歧，这就保证了大家有团结一致的思想基础，使某些认识上的分歧能够通过对原始材料的研究、讨论而达成一致，使写作集体能够长时期地坚持密切合作，从而使这部书得以实现思想上和体例上的一以贯之，而不至于成为含有各种分歧观点的折中主义的杂拌。这一点非常重要。

杨：作为第一届至第四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评审组的成员，请您谈一谈申请基金资助应注意哪些问题？